甲午战后，“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也”成为多数学生的主流意识。（注：《曹君梁厦致同里李某书》（续第10号），《童子世界》第15号，1903年4月20日。 ）各地学生在感知大众传媒的信息后，“无不广演其说”（注：绿意轩稿：《民权问答编》，《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1904年）十二月。），上海、安庆、保定、 杭州、武昌、南京、长沙、南昌等地的学堂生群体以“演说会”为主要传播形式，致力于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宣传。上海补余学堂的文学会“专以开通下等社会，激发他的爱国心，使他晓得国耻国仇，力图恢复”作为宗旨（注：《文明绍介·各种结会》，《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3 年3月31日。），并制作了《明耻图》，极受下层群众的欢迎，一月之内便销出数千张。许多学生在假期中，也通过“演说会”的方式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爱国学社、南京水师学堂、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的学生群体连袂演讲，“入座听讲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注：《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1903年5月30日《苏报》。）固定场所演讲与巡回演说相结合，颇受民众的欢迎，“演说到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注：《纪常州演说会事》，1903年3月23日《苏报》。）。此外， 学堂生模仿大众传播媒体形式，积极编辑新式书报，广为发行，以求新知识的广泛播撒。晚清众多的大众传媒也以趋新学堂为发行代办点，例如《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注：《〈中国白话报〉广告》，1904年4月8日《警钟日报》。）；成都学生“创设学会，撰报译书着论，通行于四乡，推及于全省”（注：李德夫人自成都来函：《成都天足会近状》，《万国公报》第186 册，1904年7月（光绪三十年六月）。）。这样，学堂生群体所承当的星罗棋布的信息扩散机构便成为晚清公共舆论传导的基层网络，越来越强劲地侵蚀着僵化封闭的封建文化，孕育着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公众。无怪乎当时开明之士慨然赞叹：“今吾国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布文明于其乡土为己任，故亦渐觉骎骎日上，城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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