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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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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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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舆论领域中，“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及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所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而词旨之冲突，于是烈矣”。（注：《论报战》，1904年3月23日《中国日报》。）交流、冲突、关注、切磋，清末的公众“对话环境”由此而生。就学理而言，公众舆论代表着一个复杂的观念世界和文化倾向，由微观视之，它包含了态度取向和意见倾向各有差异的受众群体。从各种数据爬梳考证可以看出，晚清媒介主控下的公共舆论已呈现较为明显的疏离特征。它突出地表现在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凸显，强调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号召人们对国事“莫不当分任其责，而无一人置身于事外”；国民意识的核心在于摒弃奴性，珍视国民价值，尤其强调参政之权，参政权与爱国心往往“相为广狭”，“参政权及于少数，爱国之人亦少数，及于多数，爱国之人亦多数”（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237页。）；同时也反映在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自主观念的确立，媒介惯以中西对比，并随之张扬崇私、自立、自为的价值观念。晚清风行一时的军国民思想潮流、趋新社团竞立南北以及学堂风潮兀然而生，无不与这种自主、抗争、独立的公共舆论扩张的强度紧密相连。由此，近代文化孕育中的公共价值评判系统成为维系晚清市民社会走向的重要精神支柱，公共空间也藉此日渐强固和扩大。在这其间，各种媒体赖以运转的趋新型“媒介人”——报刊记者也愈益将公共媒介的历史功能推演至极点，他们“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既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本来，在19世纪70—90年代，报业人士的社会地位是较为低下的，以《申报》为例，当时供职该报的多为不得意的文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卖文为生者，实在是穷极无聊的表现。诚如姚公鹤所说：“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注：《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31页。）戊戌以后，这种风气大为改观，举人、进士办报已不足为奇。传统报人也就演变为新式媒介的职业人士，并且成为晚清时期独立性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近代文化系统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就日益显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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