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市民社会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史学界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焦点问题：一是晚清时期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其特征究竟如何？二是如果晚清时期确实存在“市民社会”，那么，它与晚清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对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与国内学术界均有涉及。对前一个问题，以肖邦齐（R.Keith　Schoppa）、罗威廉、兰金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主要精力集中在19世纪末会馆、公所、书院、善堂、义仓和地方士绅的自治活动等课题的研究上，据此得出了中国在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了类似欧洲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特征的结论，当然，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以孔斐力（Philip Kuhn ）等人的反对；国内介入这一问题的学者较多，他们较集中地围绕着西方学者所忽略的商会问题而展开了研究，这些为数众多的个案性、实证性研究形成了史学界占主流的观点，在研究的过程中极力突出商会问题对市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或者认为晚清社会已形成“市民社会”雏形，或者认为中国式的早期“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绅商社会”。对第二个问题，国内史学界基于对商会、绅商自治、公所等课题的研究，大多认为晚清时期的“市民社会”与晚清封建政权之间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晚清市民社会雏形与封建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摩擦的复杂关系，其中，依赖的一面又占据着主导地位。除此而外，对晚清国家政权在市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作了探讨。 

的确，近代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重迭整合的局面被打破，伴随公共领域在各地区不同程度的扩张，市民社会因子由少到多，由弱趋强地滋生开来，以至于形成一种被学术界称为“市民社会雏形”的社会景况，这是较为可信的。占主流的学术观点均已考证并认定这一事实，但这种考证与认定几乎没有越出经济和社会分支系统的框架，诸如会馆、商会、公所、义仓、善堂以及地方绅士的自治活动之类，而且据此提出了*国家与近代民间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说，可以断言，在经济—社会系统内，这种观点大概也不会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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