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学者基本上认定，对邦国（the State ）和社会对立以至于分离进行理论考证，一直是西方史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市民社会的孕生与良性发展亟需具备一个前提，按照托克维尔的意见，那就是应该增强与发展民间具有公共性格的“社会”（涵指民间的组织、社团等），这实际上就是倡扬建构那种独立于邦国之外的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文化媒体、自治工会、社团等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一过程在晚清时期即是将中国固有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私性社会）实现近代意义上的转换（注：按林毓生先生的观点，传统中所谓民间社会，用英文来翻译，大概应作private society，那是以家长式结构所组成的、 “私”的性质很强的民间组织，如行会、帮会、寺庙等， 不能与现代的civil society相提并论。见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促其游离于邦国。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涉及了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以至于文化等多个领域。前已述及，近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其中的公共精神体系、公共舆论状态这类文化系统从一个侧面展示着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品格和意识形态基础，它的运作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国家互动关系的性质也有别于商会、义仓之类的经济—社会系统，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氏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异常久远而且深刻，由此产生“家国一体”的邦国社会结合结构，它呈现日久弥坚，牢不可破的运作态势。这种情形至20世纪初年依然延伸下来。（注：20世纪初，梁启超尚作如下评价：“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 ）维系这种家国结合的重要纽带是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严格说来，支持封建*国家的精神系统、文化系统是任何封建朝廷（也包括晚清政府）固守、经营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之可以理解，扼杀“异端”思想、文化以及潜在的“腐蚀性”舆论是历代封建王朝自始至终的*观念。清代的文字狱、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都表明了这种固守封建文化系统的强韧和顽固。士人结社植党曾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朋党干政”、“异端之源”，坚决禁绝。清顺治朝的礼部曾制定学宫条款，严禁诸生“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顺治十七年更有严禁结社的上谕：“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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