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民立报》有过以下的报道：“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指松江）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立报》1912年1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05页。)说明青浦县农民在抗租之前为了聚集力量也举行这种活动。显然，这种活动是人们在集体行动之前进行动员的一种方式，并非“三刀会”所特有，因而不能以此作为其组织活动的表征是很清楚的事情。
至于其意义，也应给予恰当的评论。南翔镇上这次名为“齐心酒”的活动，对于发动各方力量举行嘉定起义无疑是重要的，但能不能认为，在此以前，“从地域而言，主要是上海会党的团结；从成员而言，他们属于城市的游民阶层，而没有与周围庞大的农民阶层联系”，也就是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还没有联系呢？可不可说，“三刀会”的成立，是为了“打破这两种局限”，实现“由七帮组织所努力推行的各种计划”，适应“上述各种需要而产生”呢？似乎尚不能这样看待。
如上所述，在约7月底之前，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已经出现，代表上海附近乡村的秘密团体如青浦周立春等的天地会、南汇的百龙党和嘉定的罗汉党等已经同上海的会党帮派取得联系，并且成为上海小刀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上海的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因此，南翔镇上的这次活动，不能认为是打破了上海的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两者之间缺乏联系的局限，开创了两者之间联系的局面。
同时，上海小刀会所订的各种计划，也已在着手实施之中。根据记载，他们派人“制旗帜，造刀械”(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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