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申报》。），这些“报效”也是归街区所有的。街庙往往还有其他固定收入来源，例如，“粤垣各街水粪，一年之内入息不少。各街皆以之充庙尝或为团练壮丁之用。”（注：《争批粪尿》，1896年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街庙重修，“用款多者三四万金，少亦三五千金”，有些街庙的维修费甚至到外洋募捐。（注：《珠海ｄàｎ＠①歌》，1896年7月29日《申报》。）
民国《番禺县续志》称：“省城各街，凡铺户皆有公举值理”（注：民国《番禺县续志》卷9，“政经三·房捐”，民国20年刊本。），在这些值理中产生街正、街副，由街正、街副和值理组成街区的自治机构，一般的坊众对街区事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晚清的广州，如同中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在狭小的城区聚居了数十万的人口，房屋低矮，街道狭窄。广州城每一条大街通常都有日开夜闭的街闸，各条街道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城内并无公园、广场，祠堂不会被街区居民共用，也不会成为经常性的讨论街区公共事务的地方；广州虽有不少书院，有的也成为全城绅商议事的公共场所（如著名的文澜书院），但多数街区的居民是不可能在书院活动的。可供街区居民集会和议事的地方，主要也就是本街道的庙宇，而且，在神明面前议事，也带有某种仪式的色彩。
除了街区以外，商业、手工业行会也常常在特定的庙宇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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