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归结为一部乡村史，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制导的社会。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暴动、动乱、起义和革命均发源于乡村，直到今天，乡村仍然是参与塑造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最重要力量。“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70年代末期开始的持续至今的“二次革命”也依旧是从乡村引燃，成为中国未来最大变数的“民主直选”还是选择最乏民主意识的村落作为起点和“试验田”，……。灾难与希望并存、毁灭与新生同在、过去与未来交织，这就是中国的乡村！这就是中国的乡村对学界的魅力所在！从眼下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乡村的现代化问题，最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乡村的变迁，最剧烈的转型是乡村的转型。这种变迁和转型，将为整个世界提供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从而把中国的乡村推到世界的焦点位置。西方国家的大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纷纷涌入中国的乡村做“田野工作”，说明中国经验对检视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价值。除上述诸点外，乡村对历史学家的特殊重要性还在于，作为“社会化石”，乡村至今仍储存着大量往古社会的信息，在这里可以对历史发出最幽深的叩问和唤醒对遥远历史的记忆。尽管今天的乡村也早已受到商业社会的侵蚀，但它仍然不失纯朴，去古未远，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重建已经失去的世界，重温持续了几千年的那种中国人特有的存在方式。
学界的“中国研究”已经经历了从整体社会研究向区域社会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前，“中国研究”似乎又在发生从区域社会研究向社区社会或微型社会研究的移动，这就是村落社会研究的出现。应该承认，对村落社会、“乡土中国”的研究和田野调查，正在成为当前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诸领域所共享的一个话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和《二十一世纪》（香港）都曾编发过相关论文或开辟过相关专栏，特别是一批乡村研究的专著的出版，更能表征学界对乡村的兴趣。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权力与文化》和《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美国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陈支平的《近500 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钱杭谢维扬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东农村调查》、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等著作，让笔者深感一个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立体*乡村或村落社会的学术趋势已经出现，其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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