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的现代乡村社会时，我觉得历史学家务必借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作业方式”，特别是他们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自微观层面上的消息，完全可以刷新我们对整体社会和历史全局的认识。作为例子，这里想结合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书，（注：（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4年版。下边的引文、引述见该书“前言”与两篇“序”文及书末“跋”文。）谈谈田野调查的功能。黄氏为美籍华裔人类学家，1984年11月至次年6月在“林村”做田野工作。此书所说的林村（化名）是一个坐落在厦门市北端十公里处约一千人、二百户左右的闽南庄村，隔海与小金门相望。在此期间，他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经历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他又使用人类学的最主要工具：参与和观察，一一搜集有关该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当时现状等种种资料，以这些资料来印证及补充叶文德的历史，并隔合进作者的人类学诠释，写出了这部“民族志”体裁的专著。作为“一本有关1949年之后的林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本书主要描述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叶书记个人的“生命史”和他眼中林村的变迁史。“叶书记是黄树民研究中最重要的报导人、林村社会变迁的灵魂人物，整本民族志……是通过他一生的经历为主轴而展现出来。”“此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影响做下了一个由地方干部和农民观点的记录，还由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公正的评估。”这本书以叶书记个人经历来反映林村的变化，又以林村的变化来折射和侧视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曲折历史，进而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下列较为重大的问题：政府介入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组织并加以控制的本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等等。很多人都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最大的*灾难，真正的饥荒只是在大跃进时期才是普遍的，基层的中国“干部”只有“党性”而无“人性”，对外开放的意识产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宗教活动在此之前已完全绝迹。黄树民在这本民族志《林村的故事》中，告诉我们事情可能不全是那么一回事，很多已有的知识、认识都需要修正。

    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都值得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尤其值得探讨，因为它不但构成了当前乡村所有问题的直接背景，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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