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年苍南县的械斗问题，指出宗族问题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彻底消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朱康对《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1 期）考察了温州农村宗族，认为传统的宗族组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和强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对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很容易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又如湖北省，陈永平、李委莎对江汉平原上的仙桃市调查后，发表《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一文， 认为“宗族群体作为一种松散的利益群体，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而由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宗族势力，虽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作为封建残余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力量”。再如江西省，该省械斗较为严重，谭庚炳《农村械斗何时了》（《理论导报》1992年第1期）联系吉安县的实际， 就预防和遏制农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讨。余红等人《对农村宗族械斗的忧思》（《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介绍了江西农村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等问题。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 期）提出了宗族势力已形成五方面发展趋势，即：发展区域扩张化、活动方式多样化、组织形式实体化、组织目标社会化和组织活动公开化。作者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抗扰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干扰了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宏观论述当代宗族的论著方面，1990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徐扬杰提交了《肃清封建宗法思想和制止家族势力复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一文，指出：“近几年部分农村家族势力的活跃与抬头，不管披上什么外衣，本质上仍然是已被打倒的历史上的宗族组织和族长族权的复活，是历史上的沉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一次泛起。”何清涟《当代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认为“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中的复兴，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的退潮，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余红《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3 期）认为，从历史上的宗法制度到亘古至今的聚族而居，从家庭功能与行政功能的涨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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