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并存，它预示了传统先赋关系的衰颓在中国社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亲缘关系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一定阶段内具有正面意义的可利用的资源。”冯尔康在《当今宗族与现代化关系》（日本《中国研究》第10期，1996年1 月号）一文中指出，权衡当前宗族活动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其适应我国现代化初期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前进，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消极作用从性质上看是严重的，但当前影响面小，处次要地位。王笑天、陆玉《乡村社会重修家谱现象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4期）指出了重修族谱行为有积极、消极二重性功能。
钱杭、谢维扬著《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是又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该书采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钱杭主张：中国宗族研究应该具有“典型学”的意识，即集中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各类宗教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应该从探讨宗族的功能特征转向分析宗族的系谱性结构特质；强调采取文化人类学的“主位方式”即把被研究者移到主位，把当事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主位方式进行研究，研究者用人们必须懂得的范畴和规则知识，能像当事人那样思考和行动。这样，宗族的研究就会有一个改变立场问题（《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 作者正是采取田野调查并以宗族的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行区域和个案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该书分六章论述了泰和的人文背景与宗族传统、宗族重建的环境、宗族结构的转型、谱牒的重修、祠堂的修复、宗族文化、湖南省部分地区宗族情况。在作者看来，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作者认为泰和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重建和转型进程中具有建设性特点的一个类型。他们正在努力寻求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适当的组织结构形式，泰和宗族活动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宗族作为一种俱乐部式的结社形式，也许是它们自身存在的最可接受的理由之一，并且也可能是它们经过转型后达到的一种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形式。就泰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宗族观念的更新与改造有重要影响，农民并不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似乎可以认为，宗族问题在农村生活中的意义主要是关于文化的。作者也指出，当前农村宗族活动在泰和之外的其它地区，如湖南仍具有突出的破坏性和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从而与正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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