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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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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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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当然，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不同，一些官吏士子所提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致。如“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30]乾隆五十七年(1792)，冯光熊巡抚山西，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他说：“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同时议定十条章程，主要有：“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三场仍立官秤牙行”；“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等。经部议准，行之一年，大见成效，山西“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陕西、河南也都“盐充价减”。[31]其后，陕西巡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按里摊纳，与正项钱粮无异，并“拟于开征之前，将各县摊纳细数，刊入易知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使各里周知，胥吏无从影射，自不至有派累闾阎情弊”。[32]但是，山西、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丁，毕竟属于“因地制宜之道”，只可行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改归地丁之说，厚于富商，而薄于小民。”[33]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盖出课之民，不必皆贩盐之民”，贩者“于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务本之农民，代之纳课，非重本轻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鹜，是使之争也。急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贫”，若属“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课必不能减，将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将不取之民，而课无所出，其弊三也”。[34]因此，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法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官府收税，听商民自贩的主张。姜开阳认为，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35]。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认为“美意良法，莫善于此”[36]。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闽盐自乾隆末年以来，各项“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因于嘉庆九年(1804)疏请复行收税法，“听民自晒自卖，自运自销，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皆先纳课而后给单，凡商、鱼、船户，肩挑背负，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毋论何场何地，自行售卖”。如此则“民无私盐之禁，场无商引之盐”，且“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定地之烦，少缉私拒捕之案”，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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