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保持稳定，特别是18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加，盐业产销两旺，既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潜藏于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薮，以官而言，凡与盐务有关涉者，上自官府衙门，下至胥吏衙役，无不欲从中染指，商人办理运销手续，所经各道关口，都需交纳所谓“公费”，受到层层盘剥；而商人为弥补漏卮，赚取利润，又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造成官盐短斤缺两，质次价高的状况。私盐因之而兴，官盐滞销，国家盐课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对此，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缉私除弊，改革盐法，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清代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巨”[26]。士子汪ｓｈēｎ＠④论盐法，即极言私盐之弊，认为“弊之大者惟在盐徒，而其为害，私盐夹带为尤甚。盖私盐多一引，则官盐壅一引，夹带多一斤，则正盐壅一斤。”[27]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指出了私盐屡禁不绝的原因：“盖场灶产盐，得利而售者情也。官买例有定价，售私则价重于官，场灶必卖私盐者，此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私贩之盐无课，无课则价轻，小民愿食私盐者，此其二。场灶必卖，小民愿食，私贩从中射利，而欲以法令禁之，此必不能，所由枭徒盛而拒捕多也”[28]。为杜私盐，为除积弊，不少官吏士子提出了变通改革之法。孙玉庭认为：“早思变计，莫如课归场灶”。即“于灶晒各户，具报产盐时，令场官查明确数，登记簿籍。至出售时，按照包数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课若干，余盐每包应羡若干，抽收后即放令出场。其售之于商也，则令灶晒各户，合计成本饷项，共需若干，增价以卖，俾归本之外，尚有余息，不必问售之何商，任其自为交易。其商人转运，则凡粤盐应行口岸，皆听所之，但不侵淮、浙等处引地，则无所碍。如此变通改变，在灶晒之户，出课虽增，而得力亦赢，必所深愿。运商无需官设，则有赀本者，无论多寡，皆可货盐获利，熟不乐为。且无官商之名，则小民随处皆可买食，盐值必减，商民两便无过于是”。为使“课归场灶”之法易行，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程，如“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分别各场大小，匀派征收也”；“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也”；“各场盐价，应听灶晒各户，自行酌定销卖也”；“按包抽税，宜分别正余，以次征收也”；“征收课项，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照数核收也”，[2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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