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治河主张，皆针对局部河患而言，尚非全局的、长远的考虑，因此，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时河臣铁保勘查治河情形，曾概括当时各种主张：“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为河大患，而他认为，治河之关键在于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而洪湖不至泛滥，一举而三善备”。强调“为今之计，惟有大修闸坝，全复旧规，去新受之病，收蓄泄之利。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涨，而湖水亦治”[9]。铁保所言，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自“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0]。但铁保置河身淤高等诸多因素于不问，只强调清口一隅，未免“主持太过”，同样失于偏颇。

    那么，黄河究竟有无*的办法？事实上，18世纪中叶，一些有识见的大臣已经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乾隆十八年(1753)，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他考察历代河流情形说，古代江、淮、河、济四水皆“独行入海”，互不相涉。宋时河决，始分而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合济水正道入海。宋末以后，河遂南徙。此后，历元、明两代，河或北决，经大清河入海，或南流入淮，经今之河道入海。当时已有人认识到，中原地势“南高北下，宜顺水性，导之北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自明代以后，治河者皆“逼河使南行”。清沿旧制，以致顺治、康熙年间，河“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者十之一”。有鉴于此，孙嘉淦提出，在黄河北岸开减河，引黄水北流，经大清河入海。他说：“大清河之东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即其下游所经之处，“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其至张秋，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计其漫溢之处，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石岸堵筑之处甚少，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不下一二百万。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是则减河一开，所费甚少，为害甚轻，而决口可塞，积水可消，漕舟不误，其利甚大”[11]。此后，朝廷大臣裘曰修、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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