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务种种弊端积重至此，理应“大加整饬，力挽颓风”，以“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但由于种种原因，漕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如“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等等。因此，乾嘉年间，一些大臣“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中，苦思酌中权宜之道”[15]。阿桂疏请申明粮船定式，“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横刊于浅板之上，俾得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于定制之外多带货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无虞稽阻”[16]。蒋兆奎认为：“办理漕运，要在恤丁”，提出将州县每石漕粮所浮收之七八斗内，“划出一斗，津贴旗丁，其余尽行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已沾圣恩无穷”[17]。蒋攸ｘｉāｎ＠②则疏请更定漕政章程，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也”；第二，“旗丁各船帮费，应严定限制，以杜苛索也”；第三，“收米既有限制，则兴讼之粮，应委员验明上仓，以防积欠也”；第四，“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之弊，应严行禁革也”[18]。

    由于漕运与运河畅通与否关系密切，而乾隆中叶以后，河患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到淮河、运河，因此，一些官吏士子也开始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芑孙认为：“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因而提出“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19]，即实行分段运送，沿途建仓的转般法，通过“易漕艘”、“建仓”、“造拨船”、“判职掌”、“优俸糈”等具体措施，除弊兴利，解决漕运问题。至嘉庆年间，有识之士更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变革主张。嘉庆九年(1804)，因“洪泽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黄，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时任浙江巡抚阮元曾“暗筹海运一法”，拟招募海船四百艘，“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略用兵船护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装卸之程、脚价之费，俱与之议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较河运省费三之二”。其后虽“以河道复通，遂不复用”，[20]但阮元仍作《海运考》一册，主张海运，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嘉庆十五年(1810)，因运河淤浅，漕船航行困难，皇帝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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