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工

    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代初年，承明末弊政之后，河道年久失修，黄水连年泛滥，仅顺治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三十余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以至河南、苏北一带深受其害。康熙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清廷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始下决心治理黄河，任命靳辅为河督，主持治河工作。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潢，全力堵塞黄河决口，大规模修筑、加固堤坝，使多年漫溢的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安澜入海。同时，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使运河漕船得以避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自此而后，黄河安澜数十年，直至乾隆中期，虽有决口，但大多随决随堵，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其一，疏浚河身，培筑堤坝。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黄水挟沙，奔腾东流，一遇地势平衍之处，即水缓沙停，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河身垫高。而河身越高，水流越缓，淤沙愈积。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河患日趋严重。所谓“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1]。因此，传统治河之策，十分强调疏浚河身，培筑堤坝，以期“束水攻沙”，使河流通畅，安澜入海。乾嘉时期同样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上《筹河工全局利病书》，即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认为“黄河携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今“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否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2]。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浮沙、途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锸，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即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3]，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铁扫帚、混江龙等又不尽合用等问题，陈世倌提出，“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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