璜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这一主张，可以说抓住了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除上游水土流失外，就是下游河床老化，日益淤高的河身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仅靠疏浚河身、培筑堤坝、开挖引河、疏通海口等局部治理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决北岸青龙冈，黄水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一路向，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昧于时势，因循保守，不敢改弦更张，认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数百年。即以现在情形而论，其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祗有二分，其余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则南下之水较北更大。此时岂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且于山东、直隶运道往来，甚有关碍，岂容妄议更张。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12]。因此，终乾隆一朝，乃至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决口、修堤坝、浚河身、通海口等传统的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职此之故，数十年间河患不断，灾害严重，直至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东注大清河入海”。“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13]。可见孙嘉淦等人提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确实是有远见的正确主张。
除提出各种治河主张而外，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还对河务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18世纪中叶以后，吏治逐渐败坏，朝廷大政之一的河务也成为利薮所在，主持河务的某些官员藉黄河泛滥之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嘉庆年间，百龄疏论河工，就曾指出，乾隆以后“在事诸君子，或以节省为见长，或以无事生觊觎，屡次纷更，旧规全废。况当天下承平，国家闲暇，借要工为汲引张本，藉帑项为挥霍钻营，从此河员皆纨绔浮华，工所真花天酒地，迨至事机败坏，犹复委曲弥缝”。甚而“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罚之不胜其罚，易之则无可易”，给黄河的治理造成许多人为的障碍。当然，终清之世，河工弊端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痼疾，但是，清代中叶的有识之士能够直面这一矛盾，仍然表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以及传统的经世精神。
二、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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