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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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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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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课税无偿交官，其余80%由官府定价收购。其后为鼓励铜矿开采，清政府将税率降至10%，并允许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此即“每获铜百斤，准给商民通商十斤，抽课铜十斤，公廉捐耗铜四斤二两，余铜七十五斤十二两，给价收买”[39]。这些措施，初期确实促进了铜矿生产的发展。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铜价为例，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但定价却一直很低，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其后虽经多次加价，亦不过六两四钱，远远不敷工本，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负债累累，难以为继的状况。王太岳说，还在乾隆中，虽“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兹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一皆数倍于前。而又益以课长之掊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来供亿，于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耗，并计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之实值者。今则专计工本，而已几于此，厂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惫，至于如此，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非可以发棠之请，数相尝试也。且虽加以四钱、六钱之价，而积困犹未遽苏也。”其二，“曰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滇铜生产，自雍正以后，除例供京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钱外，还供福建、浙江、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滇铜产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为“极盛之时”，“然而不能给者，惟取之者多也”。既有“京师之运额”，又有江南、江西以及浙、闽、黔、粤、秦、楚“诸路开铸”，造成云南铜矿所产愈多，“求之益众，而责之益急”的状况。他如大厂生产入不敷出，积欠累累，小厂地处僻远，难以统辖，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都严重影响到铜政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王太岳在总结、参考前人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集雇值以集牛马也”。特别是对铜价过低，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王太岳指出，应适当削减各省局采买云南铜斤的数量，以裕滇铜；增加云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以铸息贴补铜价，即“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吹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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