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２０）］。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２１）］，成为以盐业起家的ｃｕō＠①商大户［（２２）］。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２３）］，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２４）］。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１４９１３丁，缺丁银６４１７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２５）］。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２６）］，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２７）］。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一）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休、歙）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２８）］。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２９）］。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３０）］。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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