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４１）］，远近传为佳话。

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４２）］。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４３）］。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

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４４）］。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４５）］。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４６）］。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