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反过来极力地压制和限制它，“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第19页。）。“商之视官，政猛如虎”（《奏复请讲求商各析》。转引自《戊戍变法资料》二册，第899页。）。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就逃不出了常关厘卡的枷锁。邹容曾揭露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这就说明，不仅清朝政府利用种种名目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和限制，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而且封建主义作为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又那么顽固地保护着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
再次，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之软弱抵制面前长驶直入，一方面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另方面阻碍排挤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但于西方对中国进行掠夺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也就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并且具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当西方以其垄断的资本方式作用中国之际，其结果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表现为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勾连，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里占主导地位。
西方垄断资本家阶级以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入侵中国，通过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而直接利用中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贷款控制中国金融财政；通过控制海关、贸易和交通而扼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营方式在中国开办企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其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中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从而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截止1936年，日、美、英、法四国垄断中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煤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布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四，卷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1894年至1987年，外国投资中借款不超过十七亿美元，但汇回本国利润和借款本息达三十四亿美元。西方垄断资本以其先进生产方式装备了买办阶级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自身经济利益面临崩溃和灾难，但却提醒了中国政府，如果想不被吃掉，就得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从洋务始，由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得到发展，从李鸿章创建官办企业始，经北洋政府经营官办银行和工矿企业，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发展进到顶峰期。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交通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官僚资本在后期接收日伪财产和德意在华的投资面迅速壮大。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直接受政府掌握，政府又受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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