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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见保罗E，默特，《社会的组织》（Englewood Cliffs，N．f．Prentice—Hall．Inc1965年），页75—76；沃纳S．兰德克尔“结合的类型及其衡量标准”，载保罗、拉札斯费尔德与穆利斯·罗森堡会编《社会研究的语言》（纽约：自由出版社，1967年），页22—23。）。社区组织的结构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它们起着政府不愿意或不能够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对其成员的控制甚至超过政府，从而在农村和城市都增强了传统的自治权。虽然这种自我管理的组织会对政府形成抗衡，但它们是协助政府平定民众起义，而不是向政府挑战。由于它们能较有效地维持地方秩序，所以清政府也鼓励其组成，并将其性质从自发的守望相助改变为强制性的互相监视，从而将其纳入政府的*控制系统。
尽管社区组织能使有关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但是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义民组织在抵抗叛乱，保卫本社区的同时，会强化械斗，从而加剧社会动乱。不过总而言之，由于清代台湾地方*控制较为薄弱，社区组织还是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8902 本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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