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堆是根据战争需要与有关社区的地理分布组织的。（表1和图1，图略——译者）其成员从大小客家乡村中选出。大约50个组成一“旗”，几个“旗”（通常是六个“旗”）组成一个堆。每堆置一总理，六堆的大总理通常是有功名的人。这些首领严格执行命令，在战斗中尤其如此。赖熊飞是一名武举人，1805年他率领客家人与起义者作战。战斗中擅自退却者即被他处死。每个参加的乡村都负责本村兵员的给养，通常是大租户出20％，小租户出50％，佃农出30％（《台南县志》（大坂：1899年），页23—27：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上卷，页424—425；《南部台湾志》，村上玉吉编（台南：台南州世荣会1934年），页23—24；安倍明义《台湾地名研究》（台北：蕃语研究会，1948年），页264—265：张琴龙《客人在南台湾，六堆史话》。Chung-yuan13（苗栗，1955年）13；14（1955年）13；钟壬寿编《六堆客家乡土志》（屏东内埔：常青出版社，1973年），全书。）。该组织拥有大炮，其中4门是从起义军手中缴获的，其余大炮则是从大陆私运去的（《大清历朝实录》，高宗实录1486，2a一b；《重修风山县志》，页256；《凤山县采访册》，页433—434。）。（附图）

　　“帮派意识”极大地增强了客家六堆的“铁桶般的团结”，而婚姻关系的延伸则进一步加强了“帮派意识”。六堆组织极为严密，甚至县府官员也难以插手其事务。组织首领无须告知地方当局，自行解决居民间的争端，处罚过失者（翟灏《台阳笔记》，台湾文献丛刊第20种（1958年），页3；《台湾南部碑文集成》，页705。）。曾有一度海丰（在屏东）一带盗牛、抢劫、绑票猖獗，居民不堪其扰。该组织的一位副总理乃贴出告示，警告作恶的后果。他在训令中还宣称要派出一支武装逮捕敲诈勒索以及冒犯贡生的人（《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第六集第1件。）。该组织还提倡教育，成立科举，会为有前途的客家子弟的学习以及前往福州参加乡试提供经费（《台湾土地惯行一斑》（台北：1905年）卷3，页40：平山勋编《台湾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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