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流浪相互关联的是匪盗活动。从18世纪开始，农村地区就匪盗成灾。据18世纪20年代的文献记载，农村窃案中有70—80％是盗窃耕牛（《台湾府志》，页136；《诸罗县志》，页148—149。）。强盗伪装成官府差役抢劫居民和商旅（《台湾南部碑文集成》，页480。482。）。1849年一月，数以百计的客家人在台南横冲直接，该首府部分地区惨遭洗劫（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1960年）。页53）。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匪盗活动日益猖獗，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匪徒，一股就可能多达百人（洪弃生《洪弃生先生遗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页2685—2690，2723—2724，2746—2752。）。1894年一个日本访客说，台湾有三害：疟疾、生番和匪盗，其中匪盗为害最烈（佐仓孙三《台风杂记》，台湾文献丛第107种（1961年），页56。参见G.M.H.play fair。“来自台湾的讽刺”《中国评论1713（1888年），页132—133；托马斯·巴克利“台湾通讯”，《中国记录者》，19.11（1988年），页536）。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对匪盗应严加惩罚，例如，三人持械抢劫的，就要被发配到大陆边远充军（《大清律例会通新纂》22、156；《定平定台湾纪略》，页1007—1008）。然而，由于地方官员昏庸不力，严厉的刑罚从来未能阻遏犯罪活动。为求自保，有钱人就交结匪类，盛宴款待，还出钱雇请他们教其子弟使用鸟铳（陈盛韶《问俗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页129）。普通民众则以乡村为基础组织起来，抵御匪盗。

　　社区组织是台湾18、19世纪间社会组织的普遍形式。它是管理地方事务、解决社区问题的全乡性组织。这种乡村社团建立时，其成员就订立公约以确保其效能。公约把互相帮助转化为集体责任，把社区和谐与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它包含一套反对不端行为的*，实际上已成为居民必须遵循的乡规。每个成员都反复教导其子女不要背离社会规范。社区组织严惩任何违反乡规的行为，处理社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并通过公议解决成员间的争端。一旦有事，就以锣、鼓或竹螺通知其成员，他们就会闻令而动，搜寻坏人。乡村组织的一切费用由其成员承担。有了贡献，则予以奖赏，补偿损失；逃避责任，违反公约，则处以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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