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乡村内的组织是专门对付*或匪盗，或兼而对付二者。1725年澎湖下瓦硐港成立了乡村组织，以防范*和偷窃。它禁止盗取五谷、瓜菜、禽鸭、柴草、甚至禁止偷拾牛粪。它还禁止开设*馆，其成员在村社内外都不得*。这种*主要是使犯罪感到羞辱。*徒及厝主如果被发现，除了要被罚款和鞭挞之外，还要抬纸枷在村里游街示众。所有罚金全部捐给关帝庙（该公约见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史》（京，刀江书院1979年重版）上卷，页662—664。）。1852年海丰（今屏东）一个佃农组织议定在稻子临收割前的夜晚在稻田巡逻。如果抓到盗贼，则先由村民公审，再行送官。但是这种组织并非只限于守夜，它还有互助互济的作用。若有人农业上遭受损失，别的农民就会捐钱帮助他摆脱困境（“海丰庄众佃耕人合约”，收入王世庆编《台湾公和藏古文书汇编》，第六集，第5件）。
村民还组织起来对付游民及外人的勒索。在台湾北部，流氓还伪装成盐场巡丁，并设下圈套，诬陷居民制造或贩卖私盐，向他们敲诈。1883年，新竹大溪乾的村民决定采取措施。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任何自称为盐场巡丁并指控村民犯罪的人。村民反勒索而卷入官司时，该组织还筹措款项，没法保释（《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台湾文献丛刊第295种（1971年），页559—561）。
乡村组织的建立除了防范匪盗和*之外，还致力于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1813年，彰化县的一个客家村落武西堡成立了一个组织，其明确的目标就是为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村民们订立契约，拨出关帝庙前的一块土地，建起一个集市场所，这样，他们就无须为采购货物而长途跋涉了（该公约见伊能嘉绝《台湾文化史》，上卷，页654——655。）。1829年新埤（在屏东县）村民还组织了树山会，保护一座山林免遭砍伐（戴炎辉《青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页156—157）。
区域性组织虽然能够联合所有成员的力量协力防止偷窃、减少*，但是由于有时匪盗及*活动不仅只限于一个乡村，相邻地区的居民也会统一行动，防止社会动乱。为了对付更为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民众起义和械斗，台湾人以联庄（或联甲）或联境的方式组成了跨区域团体，这种相邻地区的联合形成了卡尔·德奕奇所谓的“安全共同体”。在这种组织中，居民们不仅互相认同，而且还“无须诉诸大规模的物质力量，而通常只是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解决社会问题（卡尔·迪斯奇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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