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中有许多游民。18世纪中叶，游民成为该岛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恶化，游民进一步增加，官府无能，听任他们四处流浪。许多人也就这样悄悄地死去．1747年，人们发现许多游民死于沟渠，便在台南设立了一个普济堂（1826年在澎湖和1873年在凤山还再建了2座普济堂，见《续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1962年）页111—112；六十七编《使署闻情》，台湾文献丛刊第122种（1961年）页130；并参见杵渊义房：《台湾社会事业史》（台北：德友会，1940年），页56—60。）。然而，对于那些在生命线上挣扎的无家可归的人，社会仍未能提供什么制度性的援助。于是，游民便常以敲诈勒索和抢劫为生，而且他们还逐渐形成一种令兵弁都退避三舍的社会势力（刘家谋《海音诗》，页29—30；朱景英《海东札记》，页29—30；《噶玛兰厅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60种（1963年），页411；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种（1957年），页33；唐赞衮《台■见闻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种（1958年），页148；《台湾南部碑文集成》，黄典权编纂，台湾文献丛刊第218种（1966年）页398—399。）。他们加入秘密会社，参与民众起义和械斗，在1795年鹿港陈周全起义时，游民向官兵投掷砖头和泥块，狂呼乱叫，以致地方官员误以为起义者人数超过官兵（《彰化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56种（1962年），页377。）。游民喜欢社会动乱，以便趁火打劫，从中取利。发生械斗时，他们就乐于受雇充当打手（《台案汇录巳集》，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1964年），页246；《台湾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第55种（1958年），页36。）。尽管如此，认真对付游民问题的政府官员却寥寥无几。许尚起义之后，官府于1825年指示各庄总理，对所有在寺庙周围游荡的陌生人都必须向上汇报（《道咸同光奏议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28种，（1971年），页1—2。）。1838年，台湾道姚莹征募游民为乡勇，并分发他们到海滨和山坡去垦地。据记载，从八月到十月有8，000多游民在嘉义和彰化地区定居，到次年，人数增加到40，000名（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1970年），页39—41；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页41—42。），尽管政府已采取上述积极措施，但是，直到19世纪末，游民仍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威胁着社会的安定（至于日本占领台湾前夕游民的骚动：参见兰厚理“台湾的抗日运动：1895年县花－显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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