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性组织并非只是区域性组织的扩大，它的结构比较正式。区域性组织虽然用公约管理乡村或城区，但却不必指派专人来执行公约。而跨区域性组织则不仅订立公约，而且还选出乡村管事，由他们进一步选出总理，领导该组织。这类组织通常还有一块块公众地，由寺庙或宗教团体负责经营（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页19、160、165-166、338）。尤其在夜里，每个村庄或城里的每条街道都有人巡逻。这些人或是自告奋勇的，或是自出钱雇来的。巡逻时，擒获或杀死窃贼，则予以奖赏；在追捕中伤亡的，则给予照料。

　　跨区域性组织最初是由民众自发建立的。为了保证安全，台南府城十八个城区中有五个城区自发组成了这类社团。例如到了冬季，该组织就会指派十名强壮的男丁在城市北部地区巡逻，以防火、防盗（关于该公约，见小林里平“保甲度”，载《台湾惯习纪事》3、7（1903年），页597——601）。1870年，新竹头重坑地区的村民，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盗贼，把他们的村庄联合起来。他们在要津之地设立望寮并派人站岗，盘查陌生人。为了保证其成员不犯过失，在区域内禁止偷盗树木、家禽家畜、池鱼和谷物（关于该公约，见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访》，页268—270。）。

　　清政府认识到跨区域性组织能在一定程度维持法律和秩序，因而对其组成予以鼓励。1832年后，地方当局偶而会指示各村庄联合起来，制定乡规民约作为村民的行动指导（陈盛韵《问俗录》，页137；周凯《内自讼需文选》，台湾文献丛刊第62种（1960年），页36；《淡水厅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1963），页388—391；《云林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第37种（1959年）页18—19；《恒春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75种（1960年），页131—133；《淡新档案》，页438—442。）。1840年6—7月间英国炮艇常在台湾西海岸游戈，台湾道姚莹就曾命令各村庄联合起来，以加强该岛的海岸防御力量（姚莹《东溟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49种（1959年）页31、43、99；《中复堂选集》，页）。19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便将跨区域性组织纳入其社会控制机制。县官向总理颁发戳记来表示他的认可。由于总理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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