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曹氏宗族组织的制度化

    在日本的宗族研究中，关于宗族组织成因众说纷纭。其中，可以大约分为两个论点。一个以上田信先生为代表。他指出：自明朝中叶以来，里甲制的瓦解造成赋役、水利等公共事业机构的破坏。因此，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对于生产现场的干预的比重日益增大。在此期间，分布在县各地的地域宗族，为了通过宗族内的绅士阶层在地方行政上扩大宗族的利益，形成以县为单位的“高位宗族”。同时，上田信先生还主张对于“高位宗族”的团结，共同祖先的祭祀、家谱编纂所起的作用之大〔8〕。与此相反，井上彻先生为代表的另一个论点。强调宗族组织的形成为的是世世代代保持科举资格。负担常规的子弟教育费用，对于个别的家庭而言，负担甚重，为此宗族设置共同田产。利用其田产的地租来支付子弟教育费用。同时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秩序观所起之作用的重要性也十分重视〔9〕。

    两者的论点中，宗族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将在第四章加以分析。至于“高位宗族”的形式，曹氏不但规模极小，而且一向居住在县城里，所以未能确认其是否为“高位宗族”。井上先生的论点中科举资格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的问题与在第三章论及的内容有关。下面仅就共同财产、家谱编纂两点概述一下上海曹氏宗族组织的制度化。

    清初文人叶梦珠，将垂灿的儿子曹泰会考中乡试之事看做曹氏成为望族的标志〔10〕。那时候，为了保持望族的地位，加强宗族组织、教育优秀子弟的风潮日益涌现出来。但这时候的曹氏宗族组织仍然处于自然状态，宗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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