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社会的实体。在清朝官府对它们多行支持策，它们可独断地方争讼，可以施用刑法，极具独立性和自治性。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1、操纵宗族、保甲组织，2、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3、掌握地方教化。从而充分肯定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佛山的家族组织、乡仕会馆、教育组织如书塾、社学和书院乃至祖庙等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作用，表明了对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关系的认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已有黄宗智、苏耀昌等的研究，黄宗智探讨了华北的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的相互协调与对抗，苏耀昌则指出了华南社会中间机构或倾向于官方或倾向于民间的实际情形。一般而言，官方影响与民间影响在各地存在差别，而在新开发地区（如清初的四川、如清后期的东北，如沿海地区新长成的滩涂地区乃至近海地区），民间自发组织发挥了自我管理与组织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有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强调了家族势力与基层政权设置间的关系，探讨了保甲制的演变。
《清代全史》第五卷讲述了地方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它们各以地缘、血缘或利益纽带凝结而成，这类可笼统称之为“乡族组织”的共同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有别，在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价值系统的变异、社会分化程度和形式的不同，以及*关系的影响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地方共同体的构成法则、分类标准、组织形式、现实功能以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地域社会，都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变异性。“共同体职能的强化，与国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方式的改变是互为因果的。从明中叶开始至雍乾时期的财政赋税改革，既是对这一趋势的适应，又使这一趋势得以整齐划一起来，促成了新秩序的确立。特别是随着士绅在共同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原来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许多职能，都转由地方共同体担负。”“地方共同体的规模明显扩大，并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力，这是由清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促成的。”“这一发展趋势奠定了清末地方自治体制得以广泛建立的基础。”“地方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权力之间在矛盾中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统一。首先，士绅虽然一般是地方社会利益的代表，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权力来源，又使他们强烈认同于国家权力的正统规范，由士绅来充当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中介，是两者能达致统一的重要途径。其次，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雍乾时期一度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冲突状态，曾有人认为宗族是国家权力的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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