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观念的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公有化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观点的继续发展。因为家族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像王沪宁已致力于此，对家族村落的研究超越了*学的范畴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色彩。又如苏国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无论农村或城市，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的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在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欧美方面多年来亦注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讨论到流寓人士的社会组织，他们所依据的纽带经常是“同籍”，他们结成同乡会、会馆、同盟、公所等各种社团。另外，像同学、同时参如考试者、一起乘船渡河者都可能凝成团体，从而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己的事务服务。如黄宗智关于华北和长江流域的研究，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又像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柯思(MyronL Cohen)、华特逊(Rubie S Watson)、白蒂(Hilary J Beattie)等都曾有关于家族研究的成果，亦是偏重于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近年来对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1900-1942年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作者说：“从历史上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但即使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纽带。”（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孔飞力指出，官方的地域组织与民间的自发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如在下层行政方面官方往往依民间组合来划分行政区域；反之，在行政区域内亦会产生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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