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视野放到流动社会的管理组织——会馆上（注：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民间力量在管理官方所鞭长莫及的流动社会中的作用，把会馆作为社会组织，而不仅仅是行会，这较过去的研究，至少是思维方法有所转变。他认为无论是士绅、试子会馆，还是工商会馆、移民会馆，都是明清社会面临新形势后的新适应，是对家族组织的摹拟，同时亦是超越，是创造。政府对此也有一个互动调适的过程，结果是走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分析到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被迫改变政策，于咸丰初年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至此，族权开始普遍在基层与政权相结合。当太平天国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军事力量面临崩溃之时，清政府又被迫准许在职官吏各回本籍凭借宗族势力举办团练，这样甚至把平时国家才能具备的拥兵权也下放到地方宗族了。这在清政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对地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这以后，宗族势力经历了一个膨胀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宗族组织，一贯加以倡扬，但对族权却不愿正式承认，而近代的*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又迫使清政府逐渐放弃这一政策，先是雍正时，政府在广东推行保甲，对一些不能编甲的巨姓大村，设立族正以行察举之职。乾隆时，巡抚陈宏谋在江西也曾根据江西聚族而居的情况，奏准给予族长官牌，以约束族众，使族权具有了政权的性质，但不久即废止。道光十年，政府才下令重新给予族长以行政权力。近代的宗族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作者分析了官方权力向民间的转移过程中，存在着极其被动的色彩。
最近的研究显示出继续深化的趋势。周绍泉研究了《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他认为：仅据一些文献资料断言明代里甲编审及粮长、里长和老人在明嘉靖或稍后就不复存在了，恐怕就失之偏颇了。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从财政角度分析了福建地方政府在官方“节流”性财政改革背景下，又遇到倭寇的直接打击，财政运转失灵，地方财政日趋窘困，各级政府只得相继放弃了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尤其是把各种地方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绅集团。在此过程中，乡绅与乡绅集团开始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从而也就合法地拥有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因此，明中叶以后的乡族自治运动，是与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密切相关的。这是对其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提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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