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和生监两者合计为４２．２５％，也就是说，每２．５亩义田，就有１亩是绅衿地主置立的。可见绅衿地主仍是清代义田捐置的主要力量。但官员和生监捐置义田的规模有所不同。官僚地主多因宦囊已丰，资财雄厚，故一次性捐置义田数量较大，其每一义庄的义田平均高达１１９３亩。在２３个官员捐置者中，已知义田确数的为２０人，其中１７人所捐义田超过１０００亩，只有３人的捐置数低于此数。而且吴长元三县的官员捐置人无一不超过１０００亩，甚至高达２０００亩的４人也全是该地人，表明该地区官僚地主人数最为集中，势力最为强大。如乾隆四十四年设立周氏义庄的光禄寺署正周谆，临终遗言捐置腴田２０００亩，不久其侄候选主事周怀仁续置２００亩。按照时价，这些义田至少需２万余两银。又如光绪三年设立顾氏春荫义庄的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一次性捐置义田２４０８．５亩，而且立祠堂、建园林，按照时价，仅义田一项，非四五万两白银不办。由表同时可知，官员由于所捐义田规模大，所以在全部义田中所占比例要比其义庄所占比例高得多。生监因为刚进入仕宦的准备阶段，多数人财力还较有限，即或有实力捐置义田，其数量也相当小，故其义田规模平均仅为７５７亩，仅仅略高于平民所捐。

    平民和商人均可视为庶民地主，其所捐义田比例不高。但候补官员和获得赠衔的捐置人，实际上在捐田前大多属庶民地主。如设立衡平义庄的安徽候补知府吴县张茂镛，其先祖自明末历代经商到康雍之际，始“以商业振”，而“诸父昆弟又无不以多财善贾著名乡里者”［（７）］。这类人在候补官员中为数相当多，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有不少实际上属庶民地主。若总合这几类人，则其义田已达２７．８２％，换言之，每３亩义田中有将近１亩是庶民地主置立的。虽然不如绅衿地主所占的比例，但颇值得重视。

    宋代苏州义田的捐置人，自范仲淹起至南宋末年设立麋氏义庄的麋＠②，４人无一不是官僚。明代苏州义田的创立者，８人有６人是官僚，而且申氏义庄的始创人申时行，贵为内阁首辅。只有周氏义庄的创设者周在，举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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