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湖北汉口乃清代一商业大都会，乾隆年间的一次失火，烧毁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凡老幼妇女躲避大屋如舍馆寺庙，亦皆荡然无存，死者枕藉。”［4］

    但是，火灾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人们增强了防火意识。据记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了防火组织。清人徐松说，当时东京汴梁的防火措施是，城内每隔一里许即设置一处“军巡铺”［5］，负责夜间巡逻，并在地势高的地方砌筑望火楼，屯兵百人，存置救火用具，以备发现火警及时扑救。到了清代，这种防火组织更加完备，也更具特色。

    首先，防火组织趋向民间化，并出现了专门的救火器，称“水龙”。清人陆以ｔｉáｎ＠②对此有专门的记载。他说：“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四十八，各隶以二百人，人皆土著，按期练习武力，无事仍安常业，有事则一呼毕至。”［6 ］这种防火组织与救火器具虽然只限于个别地区，但是，它表明人们在防火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主动性，有了一定的防火能力。

    其次，清代紫禁城内的防火组织尤其值得称道。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紫禁城内建立“火班”，“特行派人防范火烛”。火班由八旗官兵、侍卫组成，“凡宿卫大内，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钥，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值宿。其值宿西华门北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7 ］总管内务府敬事房在查视各门启闭的同时，还要“巡查火烛关防等事”［8］， 并“额设机桶八架”作为紫禁城内的防火设备，至乾嘉时期，机桶增至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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