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市场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晚清人士提出了许多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 

　　　　一、发展商业和对外通商的思想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以新的视角认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他说“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者与？”[1](P391)他把商业提到“国本”的地位。薛福成进而把商抬高到“握四民之纲”的主宰地位，他批评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等级序列：“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2]（卷3，第1页）郑观应发挥了薛福成的观点，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3](P604)“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据四民之纲领也。”[4](P607) 

　　随着对外通商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积极思考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薛福成指出，商业竞争已成为中外交往的大趋势，“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5]（商务卷1，第2-3页）他主张，“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5]（商务卷1，第2-3页），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以伸利权。郑观应把“商战”视为民族自立的前提条件，他强调商战不易被人发觉和认识的特点，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6](P595)何启、胡礼垣对商战作了形象的表述：“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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