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较早提出引进西方机器的主张，以为“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9](P74)1863年，容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10](P87-88)李鸿章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利军强国之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极大，“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1]（奏稿，卷9，第34页）他认为中国要“求富”，就必须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12]（奏稿，卷43，第43页）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的主张，强调要发展机器大生产，“惟机器则一人能抵十人之手工，一日能作百日之活计，自然成本轻而销路易也。”[13]薛福成从机器的生产效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14]（卷3，第21页） 

　　郑观应强调机器生产对发展商务的重要性：“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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