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论述“实业”时，必定要同时提及“教育”；每当人们提及“教育”时，必定要论述到它对于“实业”之补助作用。因此， 当1909年（至少是）穆子光、丁宝臣等拟在牛街创办织布厂时，都将读书学文与做工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尤其在那普慈工厂由回教俱进会接办后，更有突出的表现，请看下列一则消息：　  

　　牛街普慈织布工厂，拟于阴历正月开工后，每晚加添国文、习字、算学、经文四堂功课，聘请关天生（亦称天僧）、闪资民、杨璇甫、张斌臣、李云亭（宗庆）诸君，为义务教员，并承马锦门（即马龙标——笔者注）先生，捐助大洋十元，以备添置笔墨书籍、算盘纸张之用。（1914年1月22日《爱国白话报》）　  

　　应当这样说，早在90多年前，我们回族的先贤们，或许不会如我们今天的人们那样，讲出一番深刻的理论，去阐述教育与实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大道理，但他们却在自身的经历与实践中，至少知道了只赚钱，不念书，只知傻干活，不知道提高文化素质是不行的。就这一点来说，清末民初回族兴业扶贫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就不仅是令我们作为回族人感到自豪，同时也应受到启示，并在今天的回族经济生活中，予以效法。　  

　　第二，清末民初回族兴业扶贫活动，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生产自救的特点，不等，不靠，也不向外边伸手。　  

　　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当本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回族社会所表现的“一穷二白”的状况，也曾引起有关政府部门，或某些开明官员的注意，但他们也仅仅是以开办“粥厂”的形式，予以救济，据笔者大致统计，那一段时期，北京地区如“牛街”、“教子胡同”、“朝阳门南中街”，以及京西、北等回族聚居区，都建有“清真粥厂”。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了“朝阳门外”那座清真粥厂舍粥的情景：　  

　　日昨朔风刺骨，雪片纷纷。记者早起，信步走至朝阳门外，将一下桥头儿，只见成群打伙，扶老携幼，怀孩抱锅，哭哭啼啼，神头鬼脸，可筒儿向南直跑，猛孤丁吓了记者一愣，忙将心神定住，才想起来了，这些难民，原来是上南中街礼拜寺打粥的。　  

　　记者不知不觉的，也随在大众丛中，跑到粥厂，将往里一挤，只听叭叱一声，有一个大汉愣打了记者一拳。记者将要跟他理论，由后头来了好些难民，将记者挤了一歪，那个大汉跟着将记者推出门外，大声向记者嚷道：　  

　　“你坐汽车来的呀，我们这不舍番菜！这也不是正金银行，不发月例儿！”　  

　　记者忙道：“阁下别嚷，我不是打粥的。”　  

　　大汉道：“喝，真有你的，吞没粮食，还要吃粥；碓房搬来，斗（谐音“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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