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场兴办实业的具体实践也开展起来，穆子光，也包括丁宝臣自己，还有一位名叫高秋平的回族人士，分别在牛街，以及京城其他四处筹款创办织布厂，招收回族贫民妇孺；以王浩然为首的一批先进的宗教领袖，也利用各种宗教活动大讲“兴工艺厂”，“立学堂”的益处。据记者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上浏览，除京城内，那时的通州、密云、昌平，以及京北枯柳树等偏僻农村，都先后创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清真学校。粗略统计，从1908年王浩然在马邻翼、马际泰（少衡）等回族社会名流支持下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和1909年张子文在马甸首创经汉学校（亦称“经儒小学”）起，到1911年底，北京至少已有五所“清真小学”和七所“经儒学校”。奉天、山东等地的清真学校，也在此间相继创办，尤其是山东临清的清真学堂，据报载，其规模已与王浩然的“清真两等学堂”相媲美了。　  

　　一个“兴工艺厂”、“立学堂”的热潮，就这样在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召唤和先进宗教领袖们的身体力行下，蔚然形成！　  

　　　　　　三　清末民初回族兴业扶贫的特点　  

　　清末民初的回族兴业扶贫事业，如上所述，是在不断地冲破各方面阻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这场兴业扶贫活动，是经济的活动，但它却是与回族自身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并重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穆子光关于《劝立工艺厂》一文中所显示的那样，他讲的是“兴工艺厂”，但其“工艺厂”的构想，却包括着“蒙学堂”、“女工厂”和“恤贫所”三个组成机构，这就可以看出，早在90多年前的回族先人们，就懂得“实业”与“教育”必须并重，必须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位署名“清真教一份子”的回族人，曾在《正宗爱国报》上著文，这样写道：　  

　　清真教的诸君呢，以后务必多多的提倡教育，提倡实业，但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光荣了。（1912年3月4日《正宗爱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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