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各省的清真教友”，并非“全是富户”，充其量，不过“千里拔一”。但是，“其余中小户儿”，也都有自己的“实业，不是种地，就是做买卖，至微末的，养船、养驼、当兵、卖力气、做小本营生，勤俭耐劳，讨要吃的很少”，惟独京城的回族，“人口，近年日见其众，谋生日见艰难，要乜帖的一年比一年多”。　  

　　这种越是远离封建王朝政府所在地就越富足，越是在接近这个王朝政府所在地，以至于京城，回族人的生计越拮据的状况，引起了许多回族仁人志士的注目。在不能找到根本推翻那个王朝的正确道路的时候，兴业扶贫就成了当时回族社会振兴民族，发展经济的惟一可以选择的办法了。于是，在清末民初，就形成了一面是革命党人酝酿和领导人民反抗王朝统治的斗争，一面则是回族人民内部的兴业自救的运动。　  

　　这里，我们应当首先提到的是丁宝臣。早在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他的《清真启蒙》一书就已刊行，该书除介绍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一般常识外，还明确提出了关于“兴工艺厂”和“立半日经汉学堂”的主张，以“教回教的儿童，念半天回教经，半天汉文书”。他说：“因回教所存的不过是个名目，回回教人不知清真教的道理，所以，我劝人念经；礼拜寺果能带上汉文，我管保少出几个拉洋车的”。他甚至强调：“回教的小孩一到九岁，就交出来念书念经， 不交就罪他父兄”（1907年7月5日《正宗爱国报》）。　  

　　此外，1906年9月2日（即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丁宝臣在《京话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尽人力就是知天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在坚持《清真启蒙》一书观点的基础上，严厉批评了那种“坐吃山空”的行为，指出，这些人“自己以为是信天翁，其实是违背天道的”。他斥责那些宣传什么“孩子入学堂，即是随洋人；兴工艺厂的，全是财迷”，以及所谓“学堂、工厂，全不如我的道高”的教职人员，说他们是“不通的回教人”、“糊涂虫”，简直无异于“回教的仇人”。他说：　  

　　一家不要强，一家受罪；一教不要强，一教遭殃；全国人若都不要强，还愁不当亡国奴吗？　  

　　他告诫人们：“造化的真理，绝不容人混吃等死，强者必胜，弱者必败”，误导人们虽有五官四肢，却“不知打起精神去作”，一任民族衰败的演说，实际上是叫人等着“天上落棉袄，空中下麦子，房梁上吊馅儿饼”，是背离《古兰》真谛的。　  

　　那时，《正宗爱国报》尚未创刊。丁宝臣一面在北京西单牌楼礼拜寺内行医，一面兼理《天津商报》之事。这篇文章一发，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反教”、“忤逆”之罪名，连接向他袭来，就连那位至今人们以“开明大阿衡”相称的王浩然，也将他“下谕驱逐，不准再在礼拜寺逗留”。但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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