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以上这三件事，皆是接续穷人，救弱扶贫，重整教体之法。”对于所说的“蒙学堂”、“女工厂”和“恤贫所”，他又分别做了明确规定，指出：　  

　　所有蒙学堂的学生，大谱工课规矩，日学三宗：早学洋文、中学汉文、晚学经文。各有各文，教师定有成数。……女工厂，收养贫穷妇女，学习织造中国畅销货物。人工机器，各分各所，各请各教师，及伺候内外，俱用女师女工。司事人等，另有司事院。所有一切制造机器，添办材料，及日用衣食工价，俱有一定章程。……再说恤贫所，收养我教年老残废无力男女，按时供养。衣食用费，俱雇妥当的回教的苦工，早晚伺候。养老送终，也是我们回教当尽同教的心。（1907年3月25 日《正宗爱国报》）　  

　　这位活跃在清末民初时代商界的回族企业家，特别对自己提倡“工艺厂”内办“蒙学堂”的原因，进行了坦率的表白。他指出：　  

　　现在国家兴办通商口岸，轮船码头、关栈洋行、铁路电报，各样出产矿物，以及士农工商，奉习洋文，以便天下通流，选拔人才，与国出力。……以上各样营业，皆是我国同百姓应尽的，惟独我回教人最少。（1907年3月23日《正宗爱国报》）　  

　　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皆因我教的幼童，不讲究学洋、汉文”。穆子光认为，这种不重视学习洋文、汉文的弊病，“早年不显踪迹”，而“现时”，恐怕就“周流不开”了。他号召“吾教众富户”“趁着这个时局，给后辈人找个度日糊口的道路”。他写道：　  

　　所有学堂的学生，卒业之后，才学好的，可以选入官中学堂，再拔入大学堂，才学出众，可以报效国家……；才学次的，可以转学商务；才学再次的，可以学工艺……此义举若成，要乜帖的穷人，不定转换何等地步！学堂培养的人才，十年之后，就可以公养。这个公所，一天强盛一天，我教众富户，何必再出散这个零碎乜帖，省下这项余钱，何愁不能修盖礼拜寺呢！（1907年3月23日《正宗爱国报》）　  

　　与其说，这个公布于90年前的《劝立工艺厂》，是一份“回教传单”，毋宁说，它是一份清末民初时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企业家，为救困扶贫、振兴民族而深思熟虑的纲领性文献。它，向人们敞开了高瞻远瞩的胸怀，标志着回族社会的先进分子，已从那种自发或半自发状态的“出散乜贴”，以济贫苦的行为，跃进到自觉兴业扶贫，最终振兴民族的自觉行动的水准了！　  

　　在先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宣传、呼吁下，一场兴实业、救贫穷、振民族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刚刚归国的王浩然，也一改我们前述的“驱逐”丁宝臣时的思想状态，立即约集京城各寺教长，积极行动，研讨以实业振兴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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