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臣毕竟是为了使本民族的人民真正永脱贫困而写作的,毕竟是为了使回回民族能不断兴旺发达而论战的。因而,他并没有因为一些人的反对而退缩。1907年6月王浩然从国外回来, 眼界豁然开阔了。1907年8月22日, 也就是在上述文章刊出的旧历整整一周年的那一天,丁宝臣又在自己所创办的《正宗爱国报》上再度著文。他不记前愆,一面对“王浩然君游历外洋回国,竭力提倡实业”的举措,予以推崇,一面严正指出:
鄙人不作阿衡,并非是看不起阿衡,是把阿衡的爵位看得极高,我恐怕不胜其职。现在我无论有何大过,所误者不过我一身,与全教的大局,毫无损害。那些因循不振的阿衡,实在是害回教的恶贼。
他并豪迈地将此文的题目标为:《十年之后方知我》!
毋庸讳言,90多年前的丁宝臣尚不可能认识到,使回回民族的人民(当然也包括所有中国人民)陷入贫穷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在于清朝*的腐败,以及列强的侵入和掠夺,而把回回民族贫穷落后的责任某种程度地推到同样处于贫穷境地的个别宗教职业者身上,是有其偏颇的成分的。但是,能够指出他们的“因循不振”,能够指出其“错解了经文”,以至于误导教友的问题,不要说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需要相当的德识才学和胆略气魄的。
在清末民初的新闻媒体上,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宣传拯救民族、兴旺民族的道理。据笔者粗略记录,就在丁宝臣刊发上述文章的前后,见诸报端的还有《劝回教人快兴工艺》(马志远)、《北京社会之糟糕》(丁宝臣)、《请助直隶义赈》(丁宝臣)、《清真教人的生计宽》(丁竹园)、《游京感言》(丁竹园)、《莫错过》(丁竹园),以及一位不是回族的、法号“海宽”的和尚所写的《和尚劝施主》的文章。所有这些,都分别从宏观或微观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回族只有兴办实业才能实现脱贫,以至于走向兴旺的道理。
此外,还有一位穆子光,他是我们回族史研究中迄今鲜为人知,但又必须予以介绍的重要人物。早在《正宗爱国报》创刊之前,他的事迹就已被《京话日报》等报章广为介绍了。1912年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该会庶务部长。如果说,《正宗爱国报》是目前我们尚能见到的最早由回族人主办的报纸的话,那么,穆子光无疑应当是近代回族报章上最早宣传的回族企业家。由于资料的不足,其详细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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