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千百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明清时期，日趋明显的闭关锁国政策的禁锢，使中国与世界相比，正处于“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的境地。这样，回族人的思想、意识，也如许多其他民族的百姓一样，往往表现出某种意识上的蒙昧，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尚难于一下子接受下来。这当然需要有如丁宝臣、丁竹园、穆子光等具有先进思想的回族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启发与召唤。同时，在“族”与“教”实际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回族社会，更需要处于宗教领袖地位的阿衡们利用宗教讲坛去开导、组织。毫无疑问，清末民初，确实出现了不少有真才实学，思想豁达的阿衡。以华北地区为例，年长一代的，如，海大爷（思福）、李八爷（德明）、高六阿衡（兴）、马四爷（梅斋）、马大爷（玉麟）、王一爷（友三）；青壮年一代的，如，王五阿衡（浩然）、张四阿衡（子文）、李阿衡（云亭）、安伊玛目（静轩）、张三阿衡（瀛仙）、达二阿衡（浦生）、王阿衡（静斋）等，他们或“多看天经”，“更改旧章”；或“游历天方各国”，“对国计民生尤为注意”（1909年至1910年报刊语），对于配合上述先进分子，组织广大回族群众兴实业，脱贫致富，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统领的作用。但是，那种并无真“尔林”（学识），抱定“饭锅主义”，占据着一方教长位置的，也还为数不少。正如丁宝臣所剖析的那样，这样的人“自称是替圣传道”，“读的是阿喇伯经书，不但不通阿喇伯语言文字，连阿喇伯话也不懂”，“自己觉着是信主”，其实，是常常“错解了经文，总是劝人认命”，根本没有把“经卷上原有的真理，发明出来”，反而利用了宗教的讲坛和人们“唯伊玛目”的粗浅信念，对兴业扶贫，对“兴工艺厂”，“立学堂”的进步事业说三道四。
请看下述这则新闻，就完全可以想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了：
东城有几位回教人，在礼拜寺里头，要立一处汉文学堂。阿衡知道不愿意，当面又不好阻拦，对着旁人说：“我们家里，好几辈子，就没人念过书。礼拜寺内教汉文，是一件新鲜事，我若开了端，后人必骂我。既不能阻拦他们，我就只好辞缺就是了。（1906年8月11 日《京话日报》）
对此，该报予以评论道：
阿衡是回教的领袖人，第一自己得明白，糊涂阿衡，走了也不足惜。回教里明白人很多，难道还选不出一位阿衡来吗？
为了更深入地阐述我们的问题，笔者仅以丁宝臣为例，先介绍一些关于他的鲜为人知的经历吧。他世居北京德胜门外的西村（通称他是马甸人氏，严格地说，应如笔者所述为准），父亲丁善恩是清末民初阶段马甸清真寺的首事掌教之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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