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清代北部边疆的官牧场 |
|
时间:2007-3-10 10:55:44 来源:不详
|
|
|
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