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是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年来，学界不仅从总体上对晚清财政收入予以观照，还具体探求其各个构成部分的情况。邓绍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晚清税收的总量、主体及形态均发生了剧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的变化，直接原因则是清政府税收制度与政策的重大改变^[23]。赵仁平从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赋税结构由封建性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转变，正是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24]。

在财政收入的构成部分中，学者们对公债的研究尤为重视。

先看外债史研究。吴景平对近代外债史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思考。他指出，研究外债史不仅应在整体上对外债有个准确的把握，还应对个案作科学分析，个案研究应从搞清构成特定外债关系的要件入手。外债史研究既包括举债本身，又须外延到外债偿付、外债思想、外债与*经济的关系等多个层面^[25]。隆武华分析了晚清政府外债政策的三个发展阶段：禁止借领外国资本、谨慎举借外债和依赖外债，认为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面性和被动性^[26]。曹均伟从利用外资的崭新角度出发，论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他认为，近代利用外资具有开放性、进步性与爱国性三种性质，并体现出双重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特征^[27]。俞建国探讨了清末财政性外债对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认为清廷对外赔款和借债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财政危机，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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