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者们对内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周育民全面考察了晚清国内公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其内在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他指出，清末内债的发行大都为了抵制外来侵略或举办“新政”，举借内债方式的采用本身就使其财政手段与财政观念具有了进步意义。至于发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则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和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两方面找原因^[43]。蒙永乐对晚清三次国内公债的发行过程、社会影响及失败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晚清政府举借内债是一次大胆而有积极意义的尝试，但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未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进程^[44]。

内债的个案研究方面，朱英介绍评述了“昭信股票”的出台背景、详细章程、社会影响以及失败原因，认为其发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45]。胡宪立、崔鹏飞等人亦对“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的发行情况、失败原因及双重作用作了探讨^[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了“爱国公债”有关史料，包括其章程、施行细则、奖惩规则等原始材料^[47]。

公债而外，学界着笔较重者是通货膨胀问题。张国辉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政策的财政背景、实施过程及其严重后果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发行官票、宝钞和铜、铁大钱是清政府企图在财政上延续统治的救命稻草，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奇缺，民生困窘，社会动荡，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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