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薄记制度和较纯粹的雇佣制度，并采用新式橱窗装饰，注意商品陈列等等。1900年马应彪在香港创建华资先施百货商店，仅投资五千元购置商品，而在橱窗装饰、货架陈设上则花费了两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先施的经营管理方式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办法，如传统货店皆按货论价，先施则明码标价，实价不二；旧式商店交货收银就算成交，先施则无论购物多寡，一律发给收据。而且，先施百货商店还兼雇女售货员，逢星期日放假。“种种设施，皆华人商店所未经见者。”(《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
综上，我们认为，尽管新式商业在不同程度上仍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痕迹，尤其在土产原料收购一头封建传统更为浓厚，但就其总体过渡水平而言，基本上可以划进近代商业资本主义范畴。与之相应，这类新式商业的经营者也就构成最早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但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依附性。
形成中的借贷（金融）资本集团中国资本主义借贷资本的形成，一部分是由旧式货币经营资本转化而来，一部分则是随着新式银行的出现而产生。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便存在着典当、帐局、票号和钱庄等旧式金融业。步入近代后，典当业历近百年沧桑而面貌仍旧，基本从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高利贷资本。与鹅行鸭步、故我依然的典当业不同，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业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长足发展。称雄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北起蒙疆，南至闽粤，西起川康，东临海滨的重要城镇、商埠和码头，大都建立了通汇点，上海在1875年有票号24家，数年之后即增至40多家。进入二十世纪，票号手中已掌握着大量的营运资本，贷放活动成为该业汇兑之外的另一项重要业务。据有关专家近来的研究，二十世纪初年票号除了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同时还开展了对近代工矿企业发放少量货款的业务。一个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以前，上海源丰银号曾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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