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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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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7: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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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余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等等。(《源丰润倒闭借款档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藏稿），转见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票号直接与近代企业发生金融业务联系，开始分享产业利润，无疑可以证明它们已经在向近代信用机构过渡，并渐次具有了借贷资本的某些属性。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这种富有时代意义的过渡毕竟自二十世纪初年才刚开始，且范围和规模均十分有限，票号能陡起暴富、财运亨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结纳封建官府，“藏富于官”。据统计，1891—1911年间，全国由票号汇兑的官款高达154711654两。(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38—139页。)正由于票号同清政府存在荣枯与共的依存关系，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便一蹶不振。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清末民初的票号已具有旧式货币经营资本和新式借贷资本的二重属性，但前者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票号业并没有能最终完成向近代金融业的蜕变。
比较起来，还是钱庄在业务和性质上变化最为显著。鸦片战争以前，钱庄的业务以货币兑换为主，兼营小额存放，五、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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