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强调商会*态势的变化，乃革命形势发展使然，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转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论是支持革命党起义，还是从事和平独立，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声援了革命，进一步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因而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有两点也不应忽视。

　　其一，由于各地商会的*表现不一致，因而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大相同，故不能简单地同日而语。

　　其二，在肯定某些商会*态度发生变化，对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消极表现以及给革命最后失败所带来的隐患。

　　此外还应注意到，上述商会对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短暂的。各地区光复之后，商会虽曾一度协助革命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和恢复市面，并劝募商家捐款，对普遍面临财政危机的各地方革命政权有所资助。但是，当南北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时，趋时善变的商会资产阶级在其*动向的天平上随之发生倾斜。曾几何时，支持革命的态度尚属比较鲜明的汉口商会，在清军放火焚烧汉口之后，即公开表示不愿承受资产阶级社会降生时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苦楚，声称：“商等遭此大劫，无所归依，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这种表现，可谓典型的商人*哲学的绝妙反映。面临着在南孙北袁两个政权中究竟选择哪一方的转捩性关头，各商会资产阶级所考虑的唯一选择标准是实力。而袁世凯不仅早以历行“新政”的迷离形象，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更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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