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面临这一选择的是汉口商会。首义枪声打响的翌日清晨，革命军胜利的旗帜即飘扬在黄鹤楼的上空。但在闻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消息后，汉口商会并未即刻态度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甚至还考虑继续协助封建势力维持原有反革命秩序。当从武昌署衙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澂躬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作苟延之举时，其领导人即拟依其所请举办团练，只是紧接着又接到革命军措词严厉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军装相抗，违则严究”(《辛亥革命》（五）第１９２页；（七）第６页。)，这才经过权衡转为支持革命军。

　　至于其他地区商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在武昌起义急剧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起初则似大祸降临，无不惊慌失措。当时，各地钱业一片倒闭之风，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所有商会最先考虑的并非附和革命，而是乞清官府赶紧饬拨现洋，缓解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潮。有的商会为此召开十多次专门紧急会议。分别呈文各级官府，字里行间不无告哀乞怜之意，对革命则无丝毫赞许之情。其次，不少商会唯恐革命给资产阶级的身家财产带来损失，因而迫切希望保持原有秩序。很多商会的商团，就是在此时正式建立起来的。有的商会一方面派出商团日夜巡逻，严防所谓的“滋扰”，另一方面则“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全省商业关系甚巨”为由，请求官府增兵梭巡，保全地方治安(《辛亥革命》（五）第１９２页；（七）第６页。)。很显然，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除首义之区的汉口商会迫不得已在次日表明自己的*态度外，其他商会都未曾马上流露出脱离清朝，归附革命的迹向，而是仍然耽于资本家的利益得失，这种表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畏怯软弱性格相吻和的。

　　促使多数商会*态度发生变化，是革命进一步发展而成沛然莫遏之势，其领导人眼看旧的秩序无以维持，清朝寿终仅在指日，方始从权应变。所谓“旧日专制政府*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为保持永久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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