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商业资产阶级的革命素质不如工业资产阶级。但单从商业资本家在商会中占绝对优势这一点，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其为什么反对革命而支持立宪。国外即有学者指出：“英法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前夕仍然是商业、金融阶段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象中国资产阶级那么犹豫？为什么伦敦、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人斗争得那么果敢，而中国的银行家、商人、钱庄老板却吞吞吐吐？”(陈志让〔加拿大〕：《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０页。)这个问题确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与英法革命前夕的银行家、商人在资本积累、自身实力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应作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如此等量齐观。

　　考察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可知英法等国绝大部分商人的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海外殖民掠夺。革命前的英国虽未确立海上霸主地位，但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中国，西至西印度群岛，南至非州，都已留下英国商人的足迹。同时，还出现了类似东陆公司、非州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庞大的商人垄断集团。革命前的法国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早在１７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即已成立了２２个带有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拥有许多浩大的商船队。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使英法为数不少的银行家和大商人腰缠万贯，其所拥有的实力已经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在经济上对封建专制政权形成致命的威胁。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最大部分的财富，组成强大的纳税第三等级，因而敢于而且也有实力同封建主义作比较坚决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虽不如法国强大，但与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结成了联盟，对封建政权来说也是一支颇具威胁而又不得不依靠的社会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情况则与其截然不同。中国商人不可能靠发达的对外贸易起家，只能在清王朝的压抑之下和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因此革命前的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英法那样带垄断色彩的商业贸易公司，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而又特别集中的商人集团。由于相比之下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对清王朝形成最致命的威胁。如宣统三年清政府财政预算总收入为２９６，９００千两，其中商人缴纳的厘金收入是４３，０００千两，仅占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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