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５至１９１１年共选举了七届总、协理，钱庄商董吴理杲即连续四届出任协理。另曾担任总协理要职的倪思九、张履谦二人，也分别为钱商和典当商(据“苏州商会档案”第１８、６８、１９、３９１卷各届总协理董会员名册。)。沈阳商会自成立到１９１１年，先后出任总协理的７人当中，有４人是钱业商董(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长沙商会的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任总理陈文玮，也是发迹于钱业的富商(见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４６页。)。在各大城市商务总会的会董中，钱业，票号及典当商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华商联合报》中，我们查到１９０９年下列商务总会所选会董的总人数和所属行业：上海商会总共２１人，其中钱业２人，票号业３人；杭州商会总共２１人，钱业占７人，典当业２人；江宁商会共３０人，钱业有５人，典业有３人；九江商会共１２人，其中钱业６人，典当业１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汉口商会共３６人，钱业９人，典业１人；吉林商会共２８人，钱业占１２人。如果与其他行业的代表相比较，钱业、票号及典当业所古比重无疑最大。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主干是大量的中小商人，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与封建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典及票号业富商。因此，他们难以象其英法革命时期的西方前辈那样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常常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缺乏应有的起码革命素质。清末商会之所以普遍支持立宪而疏远和反对革命，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这样一个软弱保守的阶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关于商会这一*表现给革命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迄今未见有文论及。笔者认为，其影响之深刻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由于商会从未动员工商业者在财政上向革命提供援助，因此革命党始终无法摆脱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多次武装起义都因之遭受挫折。在国内得不到起义所需经费及军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只有飘洋过海向华侨募捐，并求助于外国政府的支援。１９００年的惠州起义和１９０３年的洪全福起义，革命党人即将军械的供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和外国洋行，结果临近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却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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