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掌握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权，清末商会在学术教育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当时，诸如商学会、商业研究会和教育会等学术、教育类团体，虽然独立于商会之外，但其领导人同样多为商会的总、协理或会董兼任，相互之间不仅通过人事关系的渗透在组织上建立了血缘联系，而且在行动上多方配合，互为照应，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商会的外围组织或姊妹团体。

　　清末民初，还有许多商会创办了实业学堂和报刊杂志。由于资料掌握尚不完全，目前仅知天津商会创办了中等商业学堂、苏州商会主办了实业学堂、长沙商会主办了唯一学堂、通崇海泰商会主办了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会创办了商业学校以及江西商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此外，江苏梅里和川沙商务分会，也曾主办初等商业学堂。报刊杂志有：《天津商报》（天津商会创办）、《广州总商会报》、《重庆商会公报》和《济南商会日报》，１90９年上海华商联合会事务处成立后，也编辑出版了联络海外、发行全国的《华商联合会报》。清末商会独自兴办实业学堂，创办报刊杂志，广泛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瞩目，其社会影响也随之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方面，清末商会的能量与影响尤为显著。它虽未直接控制多少财力和物力，但由于对那些工商巨子和一般资本家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上对某一政权的存亡绝续产生影响。从实际情况看，不仅当时的清王朝征收各种捐税要通过商会，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革命政权为维持财政，也不得不求助于商会，同样，即使是专横跋扈的各派军阀筹集饷糈，也离不开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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